让·德·米里拜尔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，1919年，他出生在法国巴黎一个名门家庭，年轻时经历过二战。

　　1976年，57岁的他来到西安外国语学院任教，从此和中国结下了近40年的缘分。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，叫米睿哲。

　　刚到学校的时候，国内外语教学条件还比较有限，为了让学生能听到更地道的法语，他自己从香港带回来近20台录音机，还不断购买法文书籍和教学设备。

　　任教第二年，他主动提出不再领取中方工资，只保留法国方面提供的补助，自己生活能省就省，钱却舍得往学生和教学上花。

　　后来，他发现不少年轻人有能力、有想法，却因为家庭条件和机会有限，很难真正走出去。

　　于是他开始帮学生联系法国学校、申请奖学金、解决住宿，有时还直接提供经济帮助，到了2004年前后，他已经帮助50多位中国学子赴法国深造，其中还包括不少医生和高校教师。

　　可他对这些受帮助的年轻人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要求：学成以后，一定要回中国，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点事情。

　　这句话，他说了很多年，他愿意花自己的钱把学生送出去，却并不希望他们一去不回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出去学习的目的，不只是让个人拥有更好的生活，更重要的是把学到的知识重新带回来。

　　而他自己也没有离开，退休以后，让·德·米里拜尔依然选择留在西安，住在学校不到60平方米的公寓里，继续研究中国历史、中医和传统文化。

　　1997年，他获得中国永久居留资格，成为陕西首位获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专家，他还用自己的中文名字设立助学金，帮助陕西山区的贫困孩子完成学业。

　　生命最后，他依然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，他按照生前意愿，把遗体捐给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用于医学教学和研究，留下的财产也继续用于帮助孩子。

　　帮助一个学生出国，也许是一时善意，帮助几十个人，还要替他们联系学校、找奖学金、安排生活，再一遍遍提醒他们学成回国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资助了。

　　他是在培养人才，更有意思的是，一个法国人，却比很多人更明白人才对当时中国意味着什么。

　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中国刚刚打开国门，最缺的就是见过世界、掌握专业知识，又愿意回来建设国家的人。

　　让·德·米里拜尔愿意把年轻人送出去，是因为他知道外面有值得学习的东西，坚持让他们回来，则是因为他相信中国最终需要靠自己的年轻人建设。

　　这种帮助不是把一个人送得越远越好，而是让他出去看世界，再带着本事回来，我尤其佩服他的另一点，他要求学生回中国，可他自己先做到了。

　　一个法国人，57岁来到西安，退休以后没有回巴黎享清福，而是继续住在中国、研究中国、帮助中国学生，最后连遗体都留给了中国医学教育，所以他说“学成以后回来”，才格外有分量。

　　真正的教育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不是站在那里讲多少大道理，而是自己先把一生过成了那个道理。

　　让·德·米里拜尔已经离开十多年，可西安外国语大学至今仍举行纪念活动，学生还会到他的纪念碑前献花。

　　一个法国人的名字，最终留在了一所中国大学里，这大概就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一种感情：没有血缘，也没有国籍要求，却愿意真心希望另一个国家越来越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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